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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企混改亟須做好四方面工作
  •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期:2019-05-09
  • 自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國有企業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積極進展。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實現了較好的增長,2018年營業收入達到58.8萬億元,利潤總額達到3.4萬億元,形成了巨大的産業資産。但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本文著重論述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當前這類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亟須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加強對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監管

    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因此,與不主要以提高經濟效率爲目的的其他類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較,其國有資本的流動性更大,國有資本的安全性更低,受到不確定性因素的幹擾更多,對其經營狀況及其經營管理人員行爲規範等方面的監管難度更大。

    目前,對競爭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監管存在如下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董事會的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的董事會通常采取集體負責制,董事間的職責劃分不是很清晰,往往出現集體決策卻無人負責的現象。二是監管缺乏獨立性。譬如,董事與監事交叉任職現象較爲普遍,存在利益關聯關系,從而使監事對董事的監管難以到位。三是部分監管工作者監管積極性不高。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認識不到位,認爲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影響、束縛、幹擾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降低企業經濟效率,因而疏于監管;對監管工作缺乏考核獎懲機制,幹好幹壞一個樣。四是監管職責劃分不是很清晰。既有紀檢監察機構、審計機構的監管,也有監事會和企業工會等方面的監管,不同監管部門存在監管職責交叉重疊、缺乏協調的現象,導致“九龍治水”的局面。五是監管信息共享程度較低。主要表現在,各監管部門存在重複獲取監管信息的現象,這既提高了監管成本,也給企業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幹擾。

    針對上述五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可采取五個方面的對策措施。

    一要構建“大監管”體系、樹立“大監管”觀念。從企業外部而言,監管部門包括國資委或地方政府黨委、紀檢監察、審計機構以及其他相關部門;從企業內部而言,監管部門包括監事會、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工會、職代會及其他部門。構建“大監管”體系就是要整合各種監管資源,明確各監管部門在“大監管”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按照監管獨立性原則,明確規定各監管部門的權責範圍和邊界,突出發揮各監管主體的專業優勢與特點,體現“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大監管”觀念,一方面意指監管的系統觀,各監管部門是企業監管系統內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彼此之間應形成協同觀,不能彼此相互割裂;另一方面意指監管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視監管的需要,可以進一步把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納入監管系統。

    二要建立監管工作考核獎懲機制。管理學原理表明,任何工作缺乏考核獎懲都難有效率。因此,欲使監管工作富有成效,就必須對監管工作加以考核,並依據考核結果加以獎懲,這就是對監管的監管。監管考核獎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明確考核主體和考核對象,二是明確考核對象的職責、要求和任務等權利、義務及目標事項,三是制定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四是明確獎懲措施。

    三要提高監管人員的思想認識水平,使他們充分認識到監管對提高企業績效和防止國有資産流失的重要性。

    四要完善監管法律法規和企業監管規章制度。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屬于特殊性質的企業,其出資人爲政府所代表的全體人民,因此法律法規對其經營管理行爲的調整也與其他性質的企業有所區別,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各級立法部門應當與時俱進地制定針對相應層次的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法律法規,以規範其經營管理行爲。同時,以法律法規爲基礎,各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應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公司章程,企業內外部各監管部門應依據“大監管”體系的分工和“大監管”觀念,基于該公司章程制定具體的監管規章制度和實施細則,明確各自的監管依據、監管範圍、監管內容、監管責任和監管方式。

    五要建立監管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監管信息利用效率,避免重複獲取監管信息的現象。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大多数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公司治理机制,但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黨建工作较为薄弱,没有较好地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二是没有较好地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三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應當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要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結構之中;二要順應人力資本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賦予人力資本應有的權益,使其擁有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三要充分吸收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較爲成熟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精華,構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黨建工作,对企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要加强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保证企业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先进性。二要通过把党委和纪委融入监事会的方式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由监事会中的党组织成员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监事职责,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三要推动企业经济民主。企业经济民主包括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和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引入基于劳动逻辑的员工持股制,赋予人力资本企业所有权。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所有权定义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所有权,即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价值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雖然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的價值不斷提高,人力資本擁有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是曆史的必然趨勢,但是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至今仍然沒有普遍地建立起人力資本股權制度,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物質資本至上觀念根深蒂固是一個重要原因。爲了激發員工的勞動熱情,西方社會探索建立了員工持股制、利潤分享制、收入分享制、勞資合夥制和勞動合作社等多種勞動者分享企業剩余的企業制度形式,但在公司制企業裏只有員工持股制。

    所謂員工持股制,是指員工通過購買公司的股票而成爲公司股權所有者,但員工通常只享有股票收益權,而不具有公司經營管理決策權。顯然,這種員工持股制試圖通過把員工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綁定的方式,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雖然這一做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但員工並沒有真正獲得企業所有權,人力資本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員工通過購買公司股票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但被排斥了企業的剩余控制權。而且員工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並不是因爲其擁有的人力資本,而是因爲其購買了公司股票。換言之,員工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憑借的是物質資本邏輯,而不是人力資本邏輯。員工的人力資本價值並沒有在企業制度中得到認可,這既沒有順應人力資本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也不利于和諧勞資關系。恩格斯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勞資關系和諧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關系的和諧,反之,則會導致整個社會關系的緊張和社會不穩定。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應當建立基于人力資本邏輯的股權制度,即勞動者憑借人力資本的價值享有股東權益,擁有企業所有權。企業既要追求物質資本的保值、增值,也要體現勞動價值,勞動者憑借人力資本價值分享企業剩余價值,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決策,充分發揚企業經濟民主,這樣才能真正激發勞動者熱情,和諧勞資關系,順應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的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當前,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可以對高技能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采取增量擴股的方式設立人力資本股,待條件成熟以後再逐漸擴大享受人力資本股的人員範圍。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有一個合理內核,即股權相對平衡,它有利于股權相互制衡,從而有利于構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指出,要“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因此,如果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相對平衡、相互制約的機制就難以構建,會抑制企業經濟民主。同時,也難以調動被剝奪了經營管理決策權的生産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積極性。

     

    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

    《決定》指出,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這就爲混合所有制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的经验来看,职业经理人通常来自于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由职业经理人市场决定,他们过去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其当下的人力资本价值,当下的企业经营绩效又决定了其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价值。这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属于社会职业,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的职业。职业经理人由企业董事会遴选入职而不采用政府任命制,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

    契約化管理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契約化賦權,二是契約化賦利,三是契約化監管,四是契約化進出機制。契約化賦權意味著職業經理人的權力來自于契約,在契約履行過程中如果沒有出現契約規定的特別情況需要更改其賦權,那麽任何人不得任意變更其應有的權力,更不可剝奪其權力。契約化賦利意味著如果職業經理人忠實地履行了契約,則其利益由契約加以保障,如果職業經理人未經許可自主獲得超過契約規定應享有的利益,則要受到懲處。契約化監管意味著對職業經理人的監管依據契約條例進行,考核獎懲的根據皆出于契約條例。契約化進出機制意味著職業經理人進入企業與退出企業皆由契約規定,得到制度化保障,不取決于任何個人的恩怨。

    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职业经理人制度,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取消传统的行政任命制,不赋予职业经理人任何行政级别,这样有利于激发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主要关注企业经济绩效,而我国的國有企業,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既关注企业经济绩效,也关注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因此,职业经理人除了应精通企业经营管理业务以外,还应当熟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并自觉履行党和政府赋予國有企業的社会责任。國有企業的党组织应参与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

     

    國有企業要以“混”促“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決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爲了提高國有企業的績效。從資産回報率角度而言,2018年國有企業資産回報率與同行業的民營企業相比低2-5個百分點;從研發效率角度而言,每1億元研發支出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僅爲民營企業的41%、外商投資企業的68%。這一狀況不盡如人意。2018年全國國有資産總額爲178.7萬億元,如果國有資産收益率能增加1個百分點,則相當于淨增1.79萬億元的收益,而2018年全國稅收總額爲13.8萬億元。國有資産收益率如果提高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全國稅收增加13.97%。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就能夠爲降稅減負、增加民生投入創造巨大的財政空間。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通過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混合,促進國有企業從體制到機制的全面改革,實現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促進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目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沒有固定的模式,需要發揮全社會的智慧,特別地,要鼓勵各級國有企業積極探索,改革要以“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作爲檢驗的標准。

    從本質上說,不同性質的資本相混合是一種産權制度的變革。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表明,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産權只是衆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産權是影響企業績效的必要條件。不同性質資本的混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認識到這一點,就能夠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不同性質資本的混合只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契機,旨在通過這個契機,促進國有企業全面改革,通過改革提高經濟效益,這就是國有企業以“混”促“改”的深刻含義。因此,要堅決防止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爲混而混、以混代改、一混則靈”的傾向。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暨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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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企混改亟須做好四方面工作
  •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期:2019-05-09      
  • 自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國有企業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積極進展。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實現了較好的增長,2018年營業收入達到58.8萬億元,利潤總額達到3.4萬億元,形成了巨大的産業資産。但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本文著重論述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當前這類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亟須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加強對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監管

    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因此,與不主要以提高經濟效率爲目的的其他類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較,其國有資本的流動性更大,國有資本的安全性更低,受到不確定性因素的幹擾更多,對其經營狀況及其經營管理人員行爲規範等方面的監管難度更大。

    目前,對競爭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監管存在如下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對董事會的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的董事會通常采取集體負責制,董事間的職責劃分不是很清晰,往往出現集體決策卻無人負責的現象。二是監管缺乏獨立性。譬如,董事與監事交叉任職現象較爲普遍,存在利益關聯關系,從而使監事對董事的監管難以到位。三是部分監管工作者監管積極性不高。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認識不到位,認爲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影響、束縛、幹擾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降低企業經濟效率,因而疏于監管;對監管工作缺乏考核獎懲機制,幹好幹壞一個樣。四是監管職責劃分不是很清晰。既有紀檢監察機構、審計機構的監管,也有監事會和企業工會等方面的監管,不同監管部門存在監管職責交叉重疊、缺乏協調的現象,導致“九龍治水”的局面。五是監管信息共享程度較低。主要表現在,各監管部門存在重複獲取監管信息的現象,這既提高了監管成本,也給企業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幹擾。

    針對上述五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可采取五個方面的對策措施。

    一要構建“大監管”體系、樹立“大監管”觀念。從企業外部而言,監管部門包括國資委或地方政府黨委、紀檢監察、審計機構以及其他相關部門;從企業內部而言,監管部門包括監事會、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工會、職代會及其他部門。構建“大監管”體系就是要整合各種監管資源,明確各監管部門在“大監管”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按照監管獨立性原則,明確規定各監管部門的權責範圍和邊界,突出發揮各監管主體的專業優勢與特點,體現“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大監管”觀念,一方面意指監管的系統觀,各監管部門是企業監管系統內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彼此之間應形成協同觀,不能彼此相互割裂;另一方面意指監管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視監管的需要,可以進一步把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納入監管系統。

    二要建立監管工作考核獎懲機制。管理學原理表明,任何工作缺乏考核獎懲都難有效率。因此,欲使監管工作富有成效,就必須對監管工作加以考核,並依據考核結果加以獎懲,這就是對監管的監管。監管考核獎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明確考核主體和考核對象,二是明確考核對象的職責、要求和任務等權利、義務及目標事項,三是制定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四是明確獎懲措施。

    三要提高監管人員的思想認識水平,使他們充分認識到監管對提高企業績效和防止國有資産流失的重要性。

    四要完善監管法律法規和企業監管規章制度。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屬于特殊性質的企業,其出資人爲政府所代表的全體人民,因此法律法規對其經營管理行爲的調整也與其他性質的企業有所區別,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各級立法部門應當與時俱進地制定針對相應層次的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法律法規,以規範其經營管理行爲。同時,以法律法規爲基礎,各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應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公司章程,企業內外部各監管部門應依據“大監管”體系的分工和“大監管”觀念,基于該公司章程制定具體的監管規章制度和實施細則,明確各自的監管依據、監管範圍、監管內容、監管責任和監管方式。

    五要建立監管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監管信息利用效率,避免重複獲取監管信息的現象。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大多数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了公司治理机制,但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黨建工作较为薄弱,没有较好地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二是没有较好地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三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應當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要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結構之中;二要順應人力資本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賦予人力資本應有的權益,使其擁有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三要充分吸收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較爲成熟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精華,構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黨建工作,对企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要加强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保证企业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先进性。二要通过把党委和纪委融入监事会的方式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由监事会中的党组织成员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监事职责,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三要推动企业经济民主。企业经济民主包括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和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公司治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引入基于劳动逻辑的员工持股制,赋予人力资本企业所有权。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所有权定义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所有权,即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价值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管理层面的经济民主,是指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雖然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的價值不斷提高,人力資本擁有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是曆史的必然趨勢,但是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至今仍然沒有普遍地建立起人力資本股權制度,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物質資本至上觀念根深蒂固是一個重要原因。爲了激發員工的勞動熱情,西方社會探索建立了員工持股制、利潤分享制、收入分享制、勞資合夥制和勞動合作社等多種勞動者分享企業剩余的企業制度形式,但在公司制企業裏只有員工持股制。

    所謂員工持股制,是指員工通過購買公司的股票而成爲公司股權所有者,但員工通常只享有股票收益權,而不具有公司經營管理決策權。顯然,這種員工持股制試圖通過把員工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綁定的方式,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雖然這一做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但員工並沒有真正獲得企業所有權,人力資本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員工通過購買公司股票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但被排斥了企業的剩余控制權。而且員工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並不是因爲其擁有的人力資本,而是因爲其購買了公司股票。換言之,員工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憑借的是物質資本邏輯,而不是人力資本邏輯。員工的人力資本價值並沒有在企業制度中得到認可,這既沒有順應人力資本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也不利于和諧勞資關系。恩格斯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勞資關系和諧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關系的和諧,反之,則會導致整個社會關系的緊張和社會不穩定。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應當建立基于人力資本邏輯的股權制度,即勞動者憑借人力資本的價值享有股東權益,擁有企業所有權。企業既要追求物質資本的保值、增值,也要體現勞動價值,勞動者憑借人力資本價值分享企業剩余價值,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決策,充分發揚企業經濟民主,這樣才能真正激發勞動者熱情,和諧勞資關系,順應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于物質資本的價值不斷提高的曆史趨勢。當前,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可以對高技能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采取增量擴股的方式設立人力資本股,待條件成熟以後再逐漸擴大享受人力資本股的人員範圍。

    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有一個合理內核,即股權相對平衡,它有利于股權相互制衡,從而有利于構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指出,要“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因此,如果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相對平衡、相互制約的機制就難以構建,會抑制企業經濟民主。同時,也難以調動被剝奪了經營管理決策權的生産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積極性。

     

    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

    《決定》指出,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這就爲混合所有制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的经验来看,职业经理人通常来自于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由职业经理人市场决定,他们过去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其当下的人力资本价值,当下的企业经营绩效又决定了其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价值。这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属于社会职业,不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的职业。职业经理人由企业董事会遴选入职而不采用政府任命制,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

    契約化管理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契約化賦權,二是契約化賦利,三是契約化監管,四是契約化進出機制。契約化賦權意味著職業經理人的權力來自于契約,在契約履行過程中如果沒有出現契約規定的特別情況需要更改其賦權,那麽任何人不得任意變更其應有的權力,更不可剝奪其權力。契約化賦利意味著如果職業經理人忠實地履行了契約,則其利益由契約加以保障,如果職業經理人未經許可自主獲得超過契約規定應享有的利益,則要受到懲處。契約化監管意味著對職業經理人的監管依據契約條例進行,考核獎懲的根據皆出于契約條例。契約化進出機制意味著職業經理人進入企業與退出企業皆由契約規定,得到制度化保障,不取決于任何個人的恩怨。

    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职业经理人制度,對職業經理人實行契約化管理,取消传统的行政任命制,不赋予职业经理人任何行政级别,这样有利于激发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主要关注企业经济绩效,而我国的國有企業,对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既关注企业经济绩效,也关注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因此,职业经理人除了应精通企业经营管理业务以外,还应当熟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明确并自觉履行党和政府赋予國有企業的社会责任。國有企業的党组织应参与职业经理人的契约化管理。

     

    國有企業要以“混”促“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決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爲了提高國有企業的績效。從資産回報率角度而言,2018年國有企業資産回報率與同行業的民營企業相比低2-5個百分點;從研發效率角度而言,每1億元研發支出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僅爲民營企業的41%、外商投資企業的68%。這一狀況不盡如人意。2018年全國國有資産總額爲178.7萬億元,如果國有資産收益率能增加1個百分點,則相當于淨增1.79萬億元的收益,而2018年全國稅收總額爲13.8萬億元。國有資産收益率如果提高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全國稅收增加13.97%。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就能夠爲降稅減負、增加民生投入創造巨大的財政空間。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通過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混合,促進國有企業從體制到機制的全面改革,實現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促進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目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沒有固定的模式,需要發揮全社會的智慧,特別地,要鼓勵各級國有企業積極探索,改革要以“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作爲檢驗的標准。

    從本質上說,不同性質的資本相混合是一種産權制度的變革。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表明,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産權只是衆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産權是影響企業績效的必要條件。不同性質資本的混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認識到這一點,就能夠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不同性質資本的混合只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契機,旨在通過這個契機,促進國有企業全面改革,通過改革提高經濟效益,這就是國有企業以“混”促“改”的深刻含義。因此,要堅決防止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爲混而混、以混代改、一混則靈”的傾向。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暨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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